黄渤的进阶表现,一出好戏

先说个总的评论吧,黄渤主演的这部电影还是蛮有情怀的。这个年头,什么东西都想扯点儿情怀,总想在结尾给大家留下些念想。当然,不出所料,结尾还是没有逃出传统中国电影“结局必定圆满”的魔咒。整部电影以一场戏剧性的灾难为主线,描绘了人们在岛上的尔虞我诈,帮派林立,以致信仰丢失,重新建立信仰的过程。其中,队伍的领导者不断的改变,随之改变的是小的“社会体系”,从最早的原始相处模式,即弱肉强食,武力即一切;到后来的“资本市场经济模式”雏形的建立;期间,人们为生存左右,“活下来”成了大家唯一的选择和目标,信仰丢失,人们不再重视什么是体面,什么是希望。再后来,供求关系不断的变化,让主人公有机可乘,重新建立新的希望和信仰(即生存和爱情)。但人的本性是难以琢磨的,原本清醒的主人公变得痴狂,迷恋权力和力量,他所谓的希望其实就在不远处(每隔12天便有船通过),对比自己获得天价彩票却无奈困于孤岛的凄凉,联想自己因无钱无势受到的白眼,这种“无上的权力”让他一再的迷失心路。主人公的弟弟,最终为之沦陷变为疯子,而主人公心中的一丝清明让他重获新生,并收获爱情。贯穿整个故事,虽结果仍是圆满,但正如哲人所说“上帝让你灭亡,必先使你疯狂”,主人公弟弟的疯狂最终导致自己的失忆,这警示大家疯狂是需要代价的,从来都不存在“不付出的获得”,这是很重要的,也是这部剧的情怀之一。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国人几大劣根性为“旁观心理、过客心理、官位心理、狗苟心理、从众心理。”,这些劣根性在剧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让大家看到人性丑陋的一面,也看到人性无奈的一面,最后主人公的清醒做法是剧中的又一情怀,他最终收获了爱情和希望,更收获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信仰”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写了一个远航归来的船长拉斐尔,他描述了一个类似理想国的海岛,在海岛上,人人丰衣足食,勤劳肯干,所有财产公有,懂法知法…

极端艺术情境是展示人性的理想平台,其中多种极端情景下所展示出的人性内涵多姿多彩。艺术家需要洞悉人性的真实性、复杂性、动态性,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将之揭示出来并寄予理解和宽容之情,才能使之获得感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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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情景/人性/真实性

图片源自网络

刘志,男,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批评方法。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7

《一出好戏》的英文片名就是“The
Island”。海岛的设定,和群像的配置,注定了这是一个围绕社群建立、人性袒露的生存游戏。看之前,我想黄渤太大胆了,导演的第一部片子就直奔政治寓言而去,实在风险太大。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04-0031-06

看了之后,完全出乎意料。除了一些新手常犯的几处用力过猛的错误之外,黄渤居然拍得很好看。不但把理想国建立的进程鲜明地展现了出来,而且戏剧冲突和内涵外延也都逻辑自洽,让人暗自称奇。

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直面基本的人性问题是其魅力所在。作家陈染说:“只有探测人性深层的复杂性、透析人内心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有长远的意义。”[1]所以艺术家理应思考如何才能创作出蕴含人性深度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考察优秀艺术作品不难发现,在极端情境中层示人性的真实是艺术家们经常运用的手段。

1.理想国建立三部曲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二者的共性在于,强调人类社群的联系而忽略个体选择的突破。用狄德罗和卢梭的观点冲突来看就是,对人而言,究竟是自然性重要还是社会性重要?

极端艺术情境是艺术家对日常生活中非常态的情景或人物心态加以艺术加工精心营造的艺术氛围。人在生活的常态下更多地表现出对神圣的或现实的规则理智的或无意识的遵循,这些规则包括社会习俗、宗教观念、法制规则、伦理道德等,发自人性本真的欲求则被压制了,一旦一种外在的或内在的因素切断了人与外在规则的关联,使个体处在一种非常态的环境或心态下,这一极端情景就为人性的本真状态的出场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黄渤在电影一开始,便把阶级群像的社会性赤裸裸摊开来给你看,谁是老总谁是保安,身份决定行为和地位,完全没有隐晦和避讳,这是现实社会的平衡体系。

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以个体身心的舒展为旨归,但人的生存悖论在于,活着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到人在世有三个基本联系:一是在这个无处可逃的星球上,人们必须拥有发展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手段以便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二是人类个体的脆弱性和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性,以及个体并非是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成员这些事实又使人们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三是基于人是两性的人,这是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无法回避的。这三种联系可以归纳为职业、社会和性,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2]人可以部分缺失三种联系,但不可能完全缺失。而艺术家通过让人完全处在丧失这些联系中的某一部分,从而使人处于一种极端环境或心态之中,以便展示人性的丰富内涵。

平衡在一场灾难性的劫后余生之后,被无情打破。众人遗落在孤岛与世隔绝,现实社会里拥有的身份和地位,在孤岛上被生吞活剥,不论你是老总还是保安,都回归人之本身。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被重新洗牌,人的自然性占据上风,如何活命才是重点。

通过让主人公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来考察人性,在中外艺术史上并不鲜见,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那篇家喻户晓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独自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通过这一极端情景展示了人性中独立、勇敢、智慧的一面,这一人性内涵打上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的冒险和实干精神。苏联作家拉普列涅夫在其小说《第四十一个》中通过同样的情景设置展示了人性更为复杂的一面,作为俘虏和押送者这一敌对关系的男女主人公,在漂泊到与世隔绝的荒岛上后却进发了基于最真实的人性需求的爱情,在这一极端情景中,社会因素(政治、军事、阶级、阶层)所造成的对立被客观环境隔绝在个体身心之外。行文到此作品也就显得平淡无奇了,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为故事创作了一个精彩的结尾:当敌人的船出现在他们视线内,从而使这一为舒展真实人性提供了封闭温床的极端环境即将消失时,看着奔向船只的戈沃鲁赫·奥特洛克,女主人公玛琉特卡痛苦地举枪打死了这个被自己称为“我的蓝眼睛的小傻瓜”的爱人和俘虏。也正是这第四十一个打出了人性的所有丰富性,使在极端情境中层露出来的真实的人性重新又陷入了复杂之维。

王宝强的角色(以下简称王)正是抓住了社群这个特点,所以占山为王,抡起了“奴隶主”的大棒。他简单粗暴,以管理猴子的方式管理社群,粗劣的分工和暴力的威慑,让这个临时社会勉强度日。这与历史进程中的奴隶制社会结构类似,生产资料匮乏,生产关系简单,人人自危,苟且度日。

使人处于死亡的直接威胁之下来展示人性也是艺术作品中常见的极端情境。求生避死是人性中最真实的内涵,所以在非自然死亡的威胁下最能凸显一个人的品性。人性的懦弱与勇敢、美好与丑陋、反叛与顺从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得以放大。囊括了11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人们看到了企图用金钱买一个求生名额的怕死的男爵、为了责任和正义开枪自杀的船员和平静地走向驾驶舱直面死亡的船长,还有在爱情和死亡面前不愿抛下心爱的人单独求生的男女主人公。在电影《老井》中,当相爱的男女主人公被深埋在井下时,面对死亡的恐惧,爱的激情使他们终于冲破了家族观念、伦理习俗的禁锢紧紧拥抱在一起。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名作《这里黎明静悄悄》中,陷入泥沼中的女战士李莎面对已无法摆脱的死亡的降临,抬头凝望着美妙的碧空,仍在渴望着美好的明天。电影《美丽人生》中那个被纳粹关在集中营中的父亲,在死亡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极端环境中,却为儿子导演了一场美丽的游戏。这是艺术家在极端情境中层示着人性美好的一面,从而让人感到死神已不再可怕。

社群很快分野。张总以现实中资本家的眼光和胆识,迅速带领一群人从王领导下的社群中脱离。他创立货币,建立市场,极大丰富了生产资料,使得人群的阶层重新分立,社会化精细分工形成,贫富差距开始出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步构成。

人类面对着许许多多痛苦的折磨:疾病、贫穷、孤独、爱的失落等等,当这些痛苦处在一种极端的情绪状态下时,也容易暴露出人性真实的一面。在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中,对于被饥饿折磨着的杨天宽一家来说,生存成了人性中最真实也最赤裸裸的唯一内容,为了获得吃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当瘿袋处在丢失了全家人赖以活命的钱和购粮证这一极端情境下时,急性子的她“当即便嗷地怪叫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3]而天性懦弱的杨天宽一辈子没有在女人面前逞过大男人威风,只有在这时才试过一次,也只这一次就要了女人的命。当瘿袋临死发出脆响的脏话“狗日的……粮食”[3]时,在这个长相丑陋没有任何美的行为的女性身上却呈现出一种渴求生存的生命之美,这也正是在极端的饥饿情境中展示出来的人性中最真实的美。而在达登内兄弟1999年的电影《美丽罗塞塔》中,处在失业、贫穷折磨下的女主人公罗塞塔也同样显示了与命运抗争,争取正常活下去的人性之美,因此对于她为获得一份生存下去的工作而不惜出卖深爱着自己的男友的行为,只能使人对之抱以深深的同情,她也有着正常人的渴求、正常人的美好愿望,但在穷困的环境里,她还需要养活麻木地酗酒并出卖身体的母亲。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绝望了,这种绝望的极端情绪支配她打开了煤气,想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这种痛苦。这时恰好没有了煤气,当她去换煤气罐的途中又遇到了被自己疏远的男友时,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在生存的痛苦达到极端绝望而又无法发泄的时候,结束生命是无奈的选择,毕竟人性中总有无法承受的脆弱的一面,女主人公在男友面前的痛哭显示出对生命的眷恋。导演在这种极端情境中所展示出来的人性的软弱和坚强,都因一种艺术的真实而感人至深。

资本家的管理模式自然好于王的粗暴剥削,物质匮乏导致双边平衡再次打破,所以社群对立开始形成。卢梭说:酿成战争的,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通过使人处于极端的喜悦和幸福状态中也可以揭示人性的某些真实状态,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的极端喜悦可以导致一种癫狂状态。在这个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命运奇迹的现代社会,一夜之间的暴富或功成名就,无不是展示人的贪婪、自私、功利、趋乐避苦等人性内涵的最佳舞台。

带着小兴出走的马进,在希望破灭之时倏然明白了这一点。他先以自由市场交换者的身份为掩饰,挑拨王的社会和张总的社会,战争一触即发;然后,他又以觉醒者的身份出现,在聚光灯下发表充满理想和希望的演说,号召大家坚持信仰,以集体主义行事,忘却岛外消失的世界,建立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

理想国一举建立。莫尔眼里的乌托邦,无外乎就是这个粗浅的样子。

“人性的内涵包括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以及通过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动机,‘动态人性’指的就是人的现实行为背后的心理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痛苦搏斗着的思想和情感内容。”[4]艺术家通过让人物处在面对金钱、权力、性等利益欲望直接诱惑下的各种各样的极端情境中,从而分析人物内心的波动,展示人性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人生于世摆脱不了利益的纠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永远是人性中最真实的内容。马斯洛的需要心理学理论虽然可以为人的利益需求分出高低的层次,但这一划分并不说明追求高级需求的人要比追求低级需求的人高尚多少,追求自身的利益需求永远有根于人性深处自私的一面,它反映了人性真实的一面,而道德不道德却是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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